明代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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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词学史上,明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。明代词学的地位比明词创作在词史上的地位要重要得多。一方面程朱理学的盛行,八股取士制度的确立,小说、戏曲等俗文学的繁盛,这些不仅对词的创作构成严重的束缚,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词学的发展。[1] 
作品名称
明代词学[2] 
创作年代
明代
文学体裁
作    者
明代词人

明代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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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,是古代诗歌的一种,始于梁代,兴于唐,盛于两宋,至明代已经衰微。其原因,主要是由明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所造成,同时也与明词作家不专工、不当行相关。明代统治者,在思想文化上推行封建专制政策,以八股取士,严格箝制人们的思想。所谓“以经术程士”、“悉屏诗赋”,正是八股取士后的一种社会风尚。明代文士中,尽管有的并不为时俗所囿,也曾填词,但在他们当中,“求其专工称丽,千万之一耳”(钱允治《国朝诗馀序》),有成就的作家不多。明人填词,或者“才为句掩,趣因理埋,体段虽存,鲜能当行”(同前);或者连句读也分辨不清。所以,况周颐指出:“明词专家少,粗浅、芜率之失多,诚不足当宋元之续。”(《蕙风词话》卷五)不过,明代词坛也出现了有一定影响的词作家,留下了一些较好的作品,对此况周颐在指出“明词专家少”之后,马上又指出“洎乎晚季,夏节愍、陈忠裕、彭茗斋、王姜斋诸贤,含婀娜於刚健,有风骚之遗则,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。”(《蕙风词话》卷五第一条“明词不尽纤靡伤格”)

明代词明代词及明代词学概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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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词明初期词

明初词坛,刘基、杨基、高启等人,由元入明,在政治上遭受挫折,所作词能自成家数,各具特色,尚存宋元遗风。刘基,曾佐朱元璋定天下,任御史中丞,封诚意伯,后因被诋毁,忧愤而死。所作诗文,闳深顿挫;所作词,有的“感喟激昂”而又表现得十分凄婉,有的于委宛摹写中,并寄深意,尚多可读篇章。杨基的词有的带有托意,所感甚深,颇为缜丽并有一种清气行乎其间,亦耐玩味。高启的词或“以疏旷见长”,或“极缠绵之至”(沈雄《古今词话》),并有宋元风韵。在明初文坛上,杨基、高启与张羽、徐贲齐名,世称“吴中四杰”,张、徐不以词名,杨、高的词却颇有影响。此外,瞿佑等人“风情丽逸”,所作词“多偎红倚翠之语,为时传诵”(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馀》),也不失词的本色。

明代词明中期词

明代中叶以后,词风日下。杨慎、王世贞、汤显祖等人,多所制作,却都不是当行作家。杨慎、王世贞博闻广识,堪称一代通儒,其所作词也有过人之处,只是逞才恃博,“强作解事”,与乐章多有不谐(朱彝尊《词综·发凡》)。汤显祖是著名的传奇戏曲作家,出其余绪而填词,虽偶有佳作,却“患在好尽,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”,与两宋蕴藉之旨相距甚远(吴衡照《莲子居词话》)。杨慎等人的创作实际上已将明词引上了歧途。此外,钱塘马洪虽然以布衣终身,并精于诗词,自谓四十年仅得百篇,但其所作词,名为《花影》,不过“月下灯前,无中生有,以为假则真,谓为实犹虚”,气骨轻浮,缺乏新意。明代还有一种风气,两宋诸名家词,不很显于世,而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诸集,却独盛一时,成为文士填词的样板。明人的填词托体不尊,有的人还将填词当作酬应献谀的手段,更使词格愈趋卑下。因此,明中叶以后,词的创作已渐凋敝。

明代词明末词

到了明末,由于社会发展变革,才给词的创作带来一线生机。明代末期,满族贵族集团统兵入关并建立清朝,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。陈子龙在抗清斗争中英勇牺牲,其门生夏完淳,年仅十七,也以身殉国。陈子龙的词托体骚辨,所指甚大,“言内意外已无遗义”,早期所作风流婉丽,婀娜韶秀出于刚健之中,后期所作绵邈凄恻,神韵天然而又有不尽风味。陈子龙是转变风气的第一人,允为明词大家,陈延焯、刘毓盘等人均推许陈子龙为明代第一词人,常州词派一代宗师谭献更是将陈子龙置于明清两代词家之冠,“清词殿军”朱祖谋在清词点将录中将陈子龙对应于晁盖,以强调陈子龙在清词振兴中的先锋作用。夏完淳所作《玉樊堂词》,“慷慨淋漓,不须易水悲歌,一时凄感,闻者不能为怀”(沈雄《柳塘词话》)。他的某些作品,“声哀以思,与莲社词《双阙中天》阕,托旨略同”(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卷五)。与陈子龙同时,入清后犹有创作活动的屈大均、王夫之、金堡(释澹归)等人也是能词者,他们的创作,同样不可与一般“批风抹露者”并论。因此,陈子龙、夏完淳以及屈大均、王夫之、金堡等人的出现,使得明末词坛焕发光彩,不仅挽救了一代词运,而且也为清词中兴开了风气。

明代词明代词学研究

明代除了出现若干较为出色的词作家外,在词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有关词谱、词韵专书,明代传有张綖的《诗馀图谱》、程明善的《啸馀谱》、徐师曾的《词体明辨》(附词谱)以及沈谦的《词韵》;词的选本,有杨慎的《词林万选》、陈耀文的《花草粹编》、董逢元的《唐词纪》以及卓人月的《古今词统》;词话有杨慎的《词品》、陈霆的《渚山堂词话》、俞彦的《爰园词话》、贺裳的《皱水轩词筌》等数种。此外,毛晋汲古阁刊行《宋六十名家词》和《词苑英华》,吴讷汇辑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,也为词的辑佚作出了贡献。

明代词明代词学的构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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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我们只能说,假如不是这些因素的影响,明代词学会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成就,而一笔抹煞却是不可取的。如林昌彝《海天琴思续录》卷4所谓“朱明三百年,诗人间出,而词学不振”;丁绍仪《听秋声馆词话》卷九云“就明而论,词学几失传矣”,恐怕都是偏指词的创作或至少是含创作在内的。当然,如果与盛极一时的清代词学相比,明代词学自不足道;然而以宋元词学作为背景或起点,明代词学确有较大的发展与贡献。

明代词音韵谱律之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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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词词韵的创制

词韵之制,滥觞于南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关于仲恒《词韵》提要有云:
考填词莫盛于宋,而二百余载,作者云兴,但有制调之文,绝无撰韵之事。核其所作,或竟用诗韵,或各杂方言,亦绝无一定之律。不应一代名流,都忘此事,留待数百年后,始补阙拾遗。盖当日所讲,在于声律,抑扬抗坠,剖析微芒。至其词则难俗通歌,惟求谐耳,所谓有井水吃处都唱柳词是也,又安能以《礼部韵略》颁行诸酒垆茶肆哉!作者不拘,盖由于此,非其智有所遗也。
这一段话说的大致是对的,正因为宋人于词乐相当熟悉,凭感觉即能达得谐协,故无须另撰词韵专书。然而,说宋人“绝无撰韵之事”,则未免绝对。戈载《词林正韵》即云:“词始于唐,唐时别无词韵之书。宋朱希真尝拟《应制词韵》十六条,而外入声韵四部。其后张辑释之,冯取洽增之。至元陶宗仪曾讥其淆混,欲为改定,而其书久佚,目亦无自考矣。”这说明南朱时朱敦儒张辑冯取洽等曾经尝试撰述词韵,而且元末陶宗仪时尚存,只是其后失传而已。
现存最早的词韵为菉斐轩刻本《词林要韵》,其年代与作者均有争议。此书无撰人姓名,中缝写“绍兴二年刊”,故厉鹗《论词绝句》说:“欲呼南渡诸公起,韵本重雕菉斐轩。”其后阮元得影钞本,著录于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》,其中云:“自来作长短句者,未尝不以入声押韵,而此以入声分隶平、上、去三声,盖后来曲韵之嚆矢。”是以此书为曲韵而非词韵。嘉庆间秦恩复以此刻入《词学全书》,跋语中称:“疑此书出于元明之际,谬托南宋初年刊本,樊榭偶未深考,遂以为宋人之词韵。不然,南渡以后诸贤何以均未之见?即沈义父、周德清亦绝不引证而遽与之暗合耶?又疑此书专为北曲而设,或即大晟乐府之遗意。”近人叶恭绰亦收藏是本,其《菉斐轩所刊词林要韵跋》称此书有赵子昂(孟頫)印记,非出于元明之际,因“定此书为元初刊物,假托绍兴。至菉斐轩系何地何人,已无可考”。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著录有《菉斐堂子史汇纂二十四卷》,为崇祯十六年虞山冯定章纂辑,故菉斐轩或疑为菉斐堂的别称。总之,此书似不可能出于南宋初年,究为元人或明人伪托,今亦未可遽定。另外,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有陈铎撰《词林要韵》一卷,谓有陈铎成化癸卯(明宪宗十九年,1483)序。因为传本未见,此书与菉斐轩刊本究为何种关系,亦难于深考。
明末清初,一向不太为人注重的词韵研究,忽然成了一个小小的学术热点。争论是由沈谦的《词韵略》一书引起的。他的《词韵略》分韵19部,其中平、上、去三声凡14部,入声则别立“屋、沃”,“觉、药”等5部。因为沈谦长于词曲之学,著有《词学》、《词谱》、《填词杂说》、《沈氏古今词选》等,所以这部《词韵略》获得广泛的认可,成为后来编著词韵的重要基础,不仅仲恒《词韵》是在此书基础上修订而成,戈载的《词林正韵》,谢元淮《碎金词韵》等也明显受其影响。此书既出,词学界是非蜂起。与沈谦同为“西泠十子”之一的毛先舒,一方面为之“括略并注”,并在按语巾盛赞“去矜此书,不徒开绝学于将来。且上订数百年之谬”。但同时于其韵脚的分合也提出质疑。与毛先舒并称“浙中三毛”的毛奇龄,于此书则大体持否定态度。《西河词话》卷一云:“词本无韵。故宋人不制韵,任意取押虽与诗韵相通不远,然要是无限度者。予友沈子去矜创为词韵,而家稚黄取刻之,虽有功于词甚明,然反失其古意。”他下面列举唐宋词人作品为例,证明词韵“了无依据,而不足推求”。最后又说:“况词盛于宋,盛时不作,则毋论今不必作,万一作之,而与古未同,则揣度之胸,多所兀臬,从之者不安,而刺之者有间,亦何必然。”这样说来,沈谦抛掷心力考证推求,乃似“可怜无补费精神”了。然而从词学发展(不仅从词的创作角度)来看,词韵的研究仍是不可或缺的。

明代词词谱的创设

广义的词谱兼含二义,一为音乐性质的曲调谱,一为确定文词格律文字谱。前者实为词之曲谱,后者则与词律同义。一般所谓词谱往往偏指后者。为了与广义的词谱、曲谱相分别,我们也可以称此为狭义的词谱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钦定词谱提要》中云:“词萌于唐,而大盛于宋,然唐宋两代皆无词谱。盖当日之词,犹今日里巷之歌,人人解其音律,能自制腔,无须于谱。其或新声独造,为世所传,如《霓裳羽衣》之类,亦不过一曲一调之谱,无裒合众体,勒为一编者。”又张德瀛《词征》卷一云“宋元人制词无按谱选声以为之者。王灼《碧鸡漫志》,沈义父《乐府指迷》,张炎《词源》,陆辅之《词旨》,诣力所至,形诸齿颊,非有定式也。迄于明季,始有《啸余谱》诸书,流风相扇,轨范或失,盖词谱行而词学废矣。”这两段文字中所说的词谱,如果是一般意义的文字之谱,是合乎实际的;如果含乐谱而言之,则唐宋两代燕乐、俗乐谱均有,宋元之后反而失传了。反过来说,也正因为乐谱失传,知音者少,文字性的词潜才有应运而生的必要。《康熙词谱》序中云:“词之有图谱,犹诗之有体格也。……夫词寄于调,字之多寡有定数,句之长短有定式,韵之平仄有定声。……词谱一编,详次调体,剖析异同,中分句读,旁列平仄,一字一韵,务正传讹。按谱填词,渢渢乎可赴节族而谐管弦矣。”这就是说,词谱的功用就是作为填词的文字规范,使不谙音律的人也能写出抑扬中节的词来。
狭义的词谱是由明人创设的,这一点应无疑义。从这种意义来说,第一部词谱就是张綖的《诗余图谱》。
《诗余图谱》从宋词中选取声调合节者110首分为3卷。卷1为小令,凡64调;卷2为中调,凡49阕,卷3为长调,36阕。各图其平仄于前而缀例词于后,有当平当仄、可平可仄4种图式,即平声用○,仄声用●,平而可仄者用○(上白下黑),仄而可平者用●(上黑下白)。此书好处是简明直观,便于初学。而在后人看来,其载调既少,疏误甚多,编次不当,校雠不精等等,缺点是很多的。祟祯八年济南王象晋为重刻本作序云:“南湖张子创为《诗余图谱》三卷,图列于前,词缀于后,韵脚句法,犁然井然。一披阅而调可守,音可循,字推句敲,无事望洋,诚修词家南车已。”此说固属溢美,亦可见明人追求原不甚高,但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那样,不是把它放在发展过程中来肯定其首创之功,而是与后出转精者比长量短,显然是不科学的简而言之,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称其“于词学失传之日,创为谱系,有筚路蓝缕之功”,才是确当的评价。
张綖此书同名而有异的是明末万惟檀所著《诗余图谱》。其所著《诗余图谱》,不是取宋词名家之作为法,而是以自己所作词,仿张綖之法,加以旁谱。此书依词调短长为序,分上下2卷,上卷收小令至中调词78阕,下卷收中长调词72阕,共150阕。陈继儒、单恂为作序,例加称美。陈继儒序末自称“八十一翁”,可知此序作于崇祯十一年(1638)。此书不足作为填词法式,只可作为一部词别集来看。
张綖《诗余图谱》影响更大的,是晚明程明善编撰的《啸余谱》。明善字若水,号玉川,天启时监生,新安(一作歙县)人。此书主要论列词曲格式。以歌之源出于啸,故以“啸余”名谱。全书凡10卷,内词谱3卷。为了在编排方式上有别于其他同类之书,采用分题类从的做法,共分为25题。依次为:歌行题、令字题、慢字题、近字题、犯字题、遍字题、儿字题、子字题、天文题、地理题、时令题、人物题、人事题、宫室题、器用题、花木题、珍宝题、声色题、数目题、通用题、二字题、三字题、四字题、五字题、七字题。各类录词不等。最多者为“三字题”,录词多达一百余阕,最少的一题则仅有一阕。这种分类最大的问题是,作者采用的不是一种分类标准,而是至少三种分类标准混用。如前八题大致是依音乐性质分类,“天文题”等12题则是依词调的文字内容分类,反面5题又依词调字数分类。所以其中交叉避就关系全是任意为之,全无章法。这一点遭后人垢病最多。至于格律标示,调名下注有双调,长调及别名等,句后注明为几字句,押韵处注明韵、叶。于平声字左侧加竖线以明之,仄声字无符号,平仄不拘者于字旁注“可平”或“可仄”。下片间有未注平仄者,盖以其体与上片同。同体而选录数词者则仅于第一首加注。
尽管后来著《词律》的万树对《啸余谱》大张挞伐,指责其“触目瑕瘢,通身罅漏”,程明兽毕竟是花了一番功夫的。张綖《诗余图谱》中仅列149调,《啸余谱》则列入330调,450体,其中如《酒泉子》列13体,《河传》12体,《念奴娇》9体,《临江仙》7体。因为力求全备,就大不同于随手取例,这要花费相当的功夫搜求考较,对后来的各种词谱(包括万树的《词律》在内),也提供了一个可资推扩与提高的基础。如果说张綖的《诗余图谱》犹为词谱之椎轮大辂,《啸余谱》无疑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。试想,如果此书真的漏洞百出,一无是处,又何以能“通行天壤”,“奉作章程”?

明代词词集的选编与丛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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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历代词中选其精华,编成各种选本,是一项面向广大读者的普及性工作;大型的词籍丛刻,则是词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工程。明人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,取得了显著的成绩。
词的选本而言,明人选编而见诸著录的有20余种。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《草堂诗余》系列。毛晋曾言:“宋元间词林选本,几屈百指。唯《草堂诗余》一编飞驰,几百年来,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,无不拊髀雀跃;及至寒窗腐儒,挑灯闲看,亦未尝欠伸鱼睨,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。”(1)实际上明代所流传的《草堂诗余》,并不是南宋何士信的原编本,而是明人各种各样的改编本。其中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是顾从敬《类编草堂诗余》4卷。此书以何士信《草堂诗余》为基础,改按题材分类为按词调分类,首次采用小令、中调、长调的分类概念。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本《草堂诗余》,成为明代最为流行的本子。除此之外,又有张綖草堂诗余别录》1卷,有明嘉靖十七年(1538)刻本;陈钟秀《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》2卷,有明嘉靖刻本;杨慎《评点草堂诗余》5卷,有明万历间《词坛合璧》本;又有题署董其昌评的《评注便读草堂诗余》7卷,有明万历乔山书舍刻本;题署唐顺之解注、田一隽精选、李廷机批评的《重刻类编草堂诗余评析》6卷,有明万历十六年(1588)重刻本;题署吴从先编、袁宏道增订、李于鳞评注的《草堂诗余隽》4卷,有明万历师俭堂萧少衢编刻本;又有《类选笺释草堂诗余》正集6卷,续集2卷,正集题顾从敬类选、陈继儒重校、陈仁锡参订,续集题钱允治笺释、陈仁锡校阅,有明万历四十二年(1614)刊本。又有沈际飞编《古香岑批点草堂诗余四集》共17卷,其中包括顾从敬编正集6卷,长湖外史编续集2卷,沈际飞编别集4卷,钱允治原本、沈际飞采编新集5卷,有明翁少麓刊本……这是一个庞杂的书系,其动机不同,水平不齐,编选各异。盖彼时《草堂诗余》已具有词学经典的品牌效应,于是一轰而上,欲分杯羹,终至于泛滥成灾,不可收拾。这一方面当然也助成了词的流传与普及,但也使得清初词家对《草堂诗余》切齿痛诋,甚至把明词不兴的一切罪责都归于此书之作俑。
其他诸选本中,规模较大的有陈耀文《花草粹编》12卷,选录唐宋元词三千二百多首,是明人所选规模最大的一部总集。清康熙时辑《历代诗余》,即以是编为基础扩充而成。是书有明万历十一年自刻本。卓人月编选、徐士俊参评的《诗余广选》,后改称《古今词统》,又称《词统》,选隋唐以至明人词467家,选词2030首,持择较精。王士禛《花草蒙拾》曾云:“《词统》一书,搜采鉴别。大有廓清之力。”明代词的选本能得清人首肯的不多,此为有数者之一。其他较有特色的选本,如杨慎《百琲明珠》5卷,收录唐宋金元词100家,词作158首,间有评语。其选词未必专选佳词,而是在词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词作,选择时具有一定的词史意识。又有董逢元《词原》2卷,选录六朝以来至唐五代乐府曲辞,具有追溯词史渊源的动机,与后来沈德潜之编选《古诗源》,体裁不同而用意相似。至于钱允洽《类编笺释国朝诗余》,则可以说是较早的一部《明词选》。明人选词涉及明代的不少,而专选明词以成专书的似乎只有这一部。
词学构建的基本工程来看,明代的两部大型词籍丛刻更值得注意。一是吴讷的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,二是毛晋的《宋六十名家词》。
吴讷(1372一1457),字敏德,号思庵,常熟(今属江苏)人。永乐中以知医荐至京,洪熙初用荐拜监察御史巡按贵州,累官南京左副都御史。英宗正统四年(1439)致仕。夭顺元年卒。谥文恪,著有《文章辨体》,《思庵文粹》等。
《百家词》、《六十家词》都是南宋时已有的词集丛刻之名,吴讷、毛晋编集时大概已有意利用原先的累积效应,先是南宋嘉定年间,长沙刘氏书坊曾经刊行过词籍丛刻,就叫《百家词》,收《南唐二主词》至郭应祥《笑笑词集》。凡97家,128卷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21曾著录其目,并于《笑笑词集》下注云“自《南唐二主词》而下,皆长沙书坊所刻,号《百家词》。其前数十家,皆名公之作,其末亦多有滥吹者。市人射利,欲富其部帙,不暇择也。”这部宋代最大的词林丛刻没有保存下来,我们只能凭其97家的全目来想象它的规模了。
吴讷所辑《百家词》,凡131卷,编录于正统六年(1441),起于《花间集》,终于明初王达《耐轩词》。原钞本总目共百种,其中《东坡词补遗》当附《东坡词》后,不宜别作一家,郭应祥《笑笑词》先后重出,又有目无书者10种,残脱太甚者一种,实为87种。计总集3种,南唐同2种,宋词别集70种,金、元词别集8种,明词别集一种。有天一阁抄本,今存天津图书馆,林大椿据校,1940年商务印书馆印行。以其所收书目与南宋嘉定刘氏书坊本《百家词》相较,前面总集3种为南宋本所无,而郭应祥《笑笑词》以前各家别集,在南宋本《百家词》中大都可见,惟顺序、卷数时有出人。赵万里《明钞本唐宋名贤百家词四十册提要》云:“《稼轩词》丁集,袁易《静春词》,为他处所未见。”[2]袁易为元人,此可不论,所谓《稼轩词》丁集,安知不是南宋本《稼轩词》四卷变化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集耶?这也就是说,我们不妨推测,吴讷的《百家词》,不仅袭用南宋《百家词》之旧名,而且很可能是以南宋遗存的《百家词》作为基础而编成的。不然的话,以其一人之力,又是正统四年(1439)致仕,正统六年即编成何其成书之速耶?因为吴讷自序抄本中已夺,此固难于遽定,但这种可能性应是存在的。但不管怎么说,吴讷编成这部词学巨辑,在保存词学文献方面,亦确实功不可没。
毛晋(1599一工659),原名凤苞,字子晋,号潜斋,亦为常熟(今属江苏)人,一生以编校刻书为业。家有“汲古阁”,藏书极富,尤多宋元精本,曾校刻《十三经》、《十七史》、《津逮秘书》、《六十种曲》等书,为历代私家刻书之冠,世称“毛刻”。著有《毛诗陆疏广要》、《毛诗名物考》、《明诗纪事》、《隐湖题跋》等。所刻《宋六十名家词》,原称《宋名家词》,共分6集,自晏殊《珠玉词》至南宋卢炳《哄堂词》,共61家,每家之后皆附自写跋语。因所得词集有先后,旋得旋刻,虽各集之中依词人先后排列,而总体上并无统一顺序。毛晋原打算先刻这6集,后续刻其他词集,因财力不足只好作罢。因此,一些著名词人的别集如张先《子野词》、贺铸《东山词》、王沂孙《碧山乐府》、张炎《玉田词》之类,皆未能收入。从《宋名家词》或《宋六十名家词》的总名来论,是不尽相符的。然而南宋末年本有《六十家词》。张炎《词源》中曾云:“旧有刊本《六十家词》,可歌可诵者,指不多屈。中间如秦少游、高竹屋、姜白石、史邦卿、吴梦窗,此数家格调不侔,句法挺异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,删削靡曼之词,自成一家,各名于世”此本既然已经收入史达祖吴文英之词,可见编成于南宋末年,宋词名家中纵有遗漏。不过张炎等由宋入元者而已。但这个刊本似乎流传并不广泛,除张炎《词源》所记外,别无可考。看来毛晋《宋六十名家词》不过家数偶合而已,与南宋的《六十家词》并无关系。尽管此书在选录、校勘等方面存在不少疏误之处,但它和明初吴讷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前后呼应,构成明代词学文献清理的两大工程,对后来词籍的整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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